蘇格蘭格拉斯哥COP26的氣候遊行，不僅是一場遊行，更是一場跨越語言、種族、年齡的聲音匯流。X by @CJ_Coalition

那一年，在蘇格蘭格拉斯哥COP26的氣候遊行上，我看見數萬人舉著「Climate Justice」氣候正義的手牌，在風雨中前行。不僅是一場遊行，更是一場跨越語言、種族、年齡的聲音匯流。那是一場來自地球各個角落的控訴：我們承受的災難，為什麼要由最無力負擔的國家來承擔？真正的責任，難道不該來自那些長期推動高碳經濟的系統與企業？

這樣的疑問與不平，正在世界各地被轉化為法律行動。氣候訴訟的興起，不僅重新定義企業責任的邊界，更標誌著人類文明進入一個全新的問責時代。

當法律成為氣候行動的最後防線

「氣候訴訟」正快速成為一種新型態的社會運動，其影響力已遠超出法庭的範疇，更與聯合國COP氣候峰會形成重要的互動關係。全球氣候訴訟的起源，可追溯至2013年荷蘭環保組織Urgenda基金會對荷蘭政府提起的訴訟，該訴訟指控荷蘭政府的減排政策不足，對人民生存造成威脅。

這起訴訟最終在2019年勝訴，法院裁定政府必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為全球氣候訴訟開啟了先例。

從政府問責到企業追責的演進軌跡

Urgenda案的勝訴不僅是法律史上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它確立了一個全新的法理原則 – 政府對氣候保護負有積極義務，而非僅是政策選項。這個原則迅速在全球擴散，催生了一波針對政府氣候不作為的訴訟浪潮。

2020年，歐洲人權法院出現首起氣候訴訟，6名葡萄牙青年高喊「我想要一個沒有污染的綠色世界」，控訴32個歐洲國家氣候行動不足，正是這種跨國責任追究的延伸，將氣候保護從國內法律義務提升到國際人權層次。

青年世代的憲法挑戰具有指標意義。美國Juliana案中，也有21名年輕原告起訴聯邦政府，主張政府支持化石燃料產業的政策違反了憲法保障的「穩定氣候權」。雖然這項訴訟在程序上遭遇挫折，但其論證邏輯「政府有憲法義務保護公民免受氣候危害」已被多國法院採納，為全球青年氣候訴訟建立了重要先例。

然而，氣候訴訟的戰場並未止步於政府。隨著科學歸因研究的進步，企業開始成為新的訴訟目標。德國Lliuya案便是這種轉向的重要標誌，秘魯農夫薩爾·盧西亞諾·利烏亞（Saúl Luciano Lliuya）對德國最大電力公司RWE提告，主張該公司的碳排放應為他家鄉安卡什（Ancash）地區冰川融化造成的洪水風險負責。

這個案例開創了個人向跨國企業追究氣候損害責任的先河，雖然在舉證上面臨挑戰，但已促使企業重新思考其全球氣候責任。

金融機構也成為氣候訴訟的究責對象

更進一步的突破出現在金融領域。法國巴黎銀行氣候訴訟案將責任追究的觸角延伸到金融機構，三個環境團體指控該銀行為化石燃料業者提供融資，違反了法國要求企業識別並防範其商業活動造成環境風險的法律。這種針對金融機構的訴訟策略，正在重新定義「企業共犯責任」的邊界，讓那些看似與氣候變遷無直接關聯的行業也無法置身事外。

而真正震撼企業界的，則是2021年荷蘭海牙地方法院對殼牌（Shell）石油公司的判決。

法院要求殼牌必須在2030年前將其碳排放相較2019年減少45%，這項判決的革命性在於它不僅涵蓋殼牌的直接排放（範疇一），還包括其供應鏈（範疇二）和產品使用階段（範疇三）的排放，開創了企業全生命週期責任的法律先例。從個人對企業的跨國追責，到金融機構的共犯責任，再到全生命週期的企業義務，這一連串的法律突破正在重塑全球商業生態的遊戲規則。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統計，全球氣候訴訟案件已從2017年的884件急速增至2023年的超過2500件，六年增長將近兩倍，速度令人咋舌。

這些案件共同畫出一個清晰的演進軌跡：從早期的政府問責，到企業追責，再到金融機構的責任認定，氣候訴訟正在重新定義整個社會對氣候責任的理解。

COP峰會與氣候訴訟的交匯：雙軌制治理的興起

當政策遲疑、企業行動不足時，法院成了氣候正義的最後防線。

此外，聯合國COP氣候峰會與氣候訴訟之間的關係也日益密切，形成了獨特的「雙軌制」氣候治理模式。

當COP談判進展緩慢時，法院成為推動氣候行動的替代途徑；而當法院判決確立新的法律原則時，又為COP談判提供強有力的依據。

2022年COP27建立「損失與損害基金」（Loss and Damage Fund）的歷史性突破，背後正是氣候訴訟不斷施壓的結果。在氣候峰會召開前，來自20多個組織的律師發表公開信，警告各國政府必須提出更強有力的科學目標，否則將面臨進一步的法律行動。富裕國家對此基金的長期抗拒，恰恰反映了他們對法律和財務風險的深度擔憂。

COP28通過的「阿聯酋共識」中關於「轉型脫離化石燃料」的表述，雖然在政治上是妥協的產物，但在法律上卻可能被解釋為具有約束力的承諾。這種現象顯示COP決議的措辭正變得愈來愈具有法律色彩，談判桌上的政治語言正在轉化為法庭上的法律武器。

然而，當COP29僅達成到2035年每年提供3000億美元氣候資金的承諾，遠低於發展中國家所需的數額時，國際氣候政治進程的侷限性再次凸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氣候訴訟的重要性愈發明顯，當政治承諾一再落空時，法律途徑成為氣候脆弱國家尋求正義的最後希望。

氣候正義的親身見證：從格陵蘭到馬紹爾

2021年北極格陵蘭冰蓋降下有史以來的第一場大雨，這個前所未有的氣候異常促使我在2022年親赴氣候變遷第一現場拍攝《解凍格陵蘭》紀錄片。格陵蘭島上的冰蓋與冰川正以每秒一萬噸的驚人速度融化流入大海，若全面冰融，全球海平面將上升7.4公尺，這個數字對赤道周圍地區的島國而言，意味著滅頂之災。

隨著融冰的軌跡，我們在2023年受邀前往南太平洋的馬紹爾群島拍攝。這個碳排放僅占全球0.0007%的島國，卻要承受全世界碳排放的後果，成為氣候不正義最鮮明的寫照。自然資源部長約翰·席克（John Silk）與孫子的對話令人心碎：孫子問「爺爺，我們應該搬家嗎？海浪湧進來了。」席克無奈回答：「我們沒有高地，根本沒地方搬。」

前國會議員肯尼斯·凱迪（Kenneth Kedi）的話更加深刻：「大家以為很容易，海平面上升就搬到比較高的國家，但對馬紹爾群島的居民來說，失去土地的人甚至不能稱為一個人。」對他們而言，土地不僅是生存空間，更是文化認同和民族尊嚴的根基。

面對生存威脅，馬紹爾群島並未坐以待斃。他們自詡為「太平洋氣候戰士」，在COP28會議上發表「國家適應計畫」（National Adaptation Plan，NAP），也稱「生存計畫」，旨在保護國家和人民的生存，推動環境永續發展，更希望能向大國極力呼籲減少碳排放。

無獨有偶，2025年我們舉辦IPCC國際論壇時，邀請北極冰川科學家與格陵蘭獵人來台分享。這位獵人協會主席奧倫瓜克Olennguaq橫跨16,400公里抵達台灣，卻在論壇前收到令人心寒的訊息：回家的冰路提前融化了。他平靜卻沉重地說：「我來這裡時還能走回家，但現在，我不知道該怎麼回家。」 威廉・柯爾根博士（Dr. William Colgan）警示：「很多人覺得台灣與格陵蘭無關，但如果你家住在海邊，那麼格陵蘭就在你身邊。」

從格陵蘭獵人失去回家的路，到馬紹爾群島面臨國家消失的危機，這種極端的氣候不正義，正是小島國和氣候脆弱群體選擇法律途徑尋求正義的根本原因。當政治談判的進展遠遠跟不上冰融的速度時，法庭成了他們最後的希望。

氣候訴訟的挑戰與企業責任風險

儘管氣候訴訟面臨舉證困難、法規落後、訴訟成本高昂等挑戰，但它正在重新定義全球責任邊界。司法系統成為重要的平衡力量，讓馬紹爾群島的孩子、格陵蘭的因紐特獵人等原本無聲的群體有了發聲機會。更重要的是，氣候訴訟為政策與企業行為設下新的底線，問題不再只是「做不做」，而是「不能不做」。

這場法律革命正在推動企業治理的根本轉型。過去企業可以將氣候影響視為外部成本，現在則必須將其內化為經營風險和法律責任。荷蘭殼牌案確立了企業必須對整體價值鏈碳足跡負責的先例，歐盟企業永續報告指令（CSRD）要求大型企業詳細報告供應鏈氣候影響，企業必須主動識別和管理從實體風險到轉型風險的各種氣候挑戰。

當淨零目標成為國際貿易入場門票、當消費者支持永續品牌、當全球資本轉向ESG標準時，沒有參與綠色轉型的企業將無法留在未來市場上。

在氣候正義的光照之下：我們這一代的責任與抉擇

我們不能將希望僅寄託於法院或COP談判。身為企業創辦人，我深刻相信：當一家公司選擇正視氣候責任、進行全面碳盤查、改變供應鏈管理時，它不只是履行法律責任，更是為整個產業開出通往未來的道路。我從來不認為淨零永續是企業負擔，相反地，這是競爭力的起點。在氣候訴訟日益普遍的時代，企業的環境表現直接關係到法律風險、融資成本、進入市場等核心競爭要素。

氣候訴訟不是末日預言，而是文明的反省和重新出發的機會。我們這一代是氣候變遷的見證者，也是唯一還有能力改變軌道的世代。不論我們身在企業、非營利組織，或是教育與媒體領域，都該深刻思考：我們想成為氣候訴訟的被告，還是氣候轉型的發起人？

台灣也出現了第一起氣候訴訟案例，由環境法律人協會、綠色和平與四名氣候受難者對經濟部提起訴訟，主張現行的「用電大戶條款」對企業的再生能源設置要求過低。這顯示氣候訴訟已不再是歐美的專利，而是全球性的法律運動。

展望COP30：法庭與談判桌的關鍵交集

據路透社報導，即將於11月在巴西亞馬遜地區召開的COP30峰會，提出了重要的氣候治理改革建議。巴西總統魯拉在G20峰會上提出創建「聯合國氣候變化理事會」的構想，反映了對現有UNFCCC機制實施能力不足的深刻反思，而氣候訴訟的興起正是這種制度缺陷的直接體現。

COP30的時機格外關鍵，國際法院的氣候諮詢意見即將出爐，這兩股力量的結合將為全球氣候行動注入前所未有的動力。當政治談判在亞馬遜雨林的見證下展開，當法院的判決為談判提供法律依據時，未來的氣候治理將真正實現COP政治進程與司法途徑的協同作用。

當氣候正義登上法庭，當COP30談判在全世界矚目下於地球之肺進行，真正被審判的，是我們這一代人對未來的態度和選擇。讓我們選擇成為氣候正義的推動者，為人類的未來開創一條充滿希望的道路。

（文 葛望平 ｜歐萊德創辦人／董事長暨執行長）

近年來，「外泌體」不僅逐漸從大家以為的「細胞廢棄物」中走出，成為再生醫學、腫瘤診斷以及醫美產品的焦點。然而，這個2025年名聲鵲起的生技新趨勢，會不會只是一時的風潮，轉眼間就變成泡沫了？甚至恐怕還有安全疑慮？

當一項科技從實驗室走入市場，本應是人類智慧的一大進步。然而，這些年來，我愈來愈發現，很多所謂的「突破性科技」，往往先成為行銷話術，遠遠走在科學驗證之前。

這兩年來，「外泌體」與「幹細胞」成了美容與醫學領域的熱門名詞。市場上充斥著標榜這些成分，能促進生髮、煥膚、抗老的產品，甚至以「全球首創」或「生物科技突破」來包裝。消費者被華麗的宣傳所吸引，產品價格不斷攀升，投資者也紛紛搶進這看似美好的藍海市場。

表面上，這是科技與美容交會的良機；實際上，我看到的，是一股未經足夠驗證的推波助瀾，正在醞釀著市場混亂與誤導風險。

外泌體，不該只是行銷口號

外泌體確實有其潛力，做為細胞間的重要訊息傳遞媒介，它含有多種生物活性分子。但我必須指出一個基本事實——即使是最前瞻的科技，也有其限制與邊界。

目前的研究普遍指出，外泌體在細胞間傳遞與再生醫學領域確實展現潛力，然而，用於皮膚塗抹或頭皮塗抹的療效，目前仍停留在早期研究階段。

最近有專家對「外泌體用於皮膚療效」提出一針見血的評論。他指出，目前真正成功的外泌體公司幾乎為零，能商業化的多停留在安全性及行銷層面，療效部分缺乏科學實證支持。他更進一步表示，若外泌體直接塗抹在皮膚上，真能產生滲透至細胞的效果，那已超出目前細胞生物學的認知，甚至該擔心的不是「效果」，而是「毒性」。我對此深有同感。

《Journal of Cosmetic Dermatology》就曾指出，外泌體應用在護膚產品中，缺乏標準化提取技術與臨床實證。另一本期刊《Frontiers in Medicine》也強調，外泌體的來源穩定性、滲透能力與人體反應仍存在不確定性。
市面上有些產品無法說明其外泌體的真實來源，也未提供科學數據佐證功效，有些甚至讓消費者誤以為外泌體是萬靈丹。在技術尚未成熟、法規尚未健全的此時，這樣的風氣值得每位產業工作者深思。

從幹細胞到外泌體，重複的行銷劇本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這種模式的重複性。不久前，市場曾掀起「幹細胞護膚品」熱潮，各種宣稱能「喚醒肌膚再生力」的產品充斥市場。如今，外泌體不過是換了一個更精巧、更具科學感的名詞，演著相同的劇本：用高科技術語建構神話，以模糊的成分來源迴避監管，藉由誇大的療效，掩蓋實際功效的局限。

外泌體在醫療領域的真正潛力，應在疾病檢測、預後與做為藥物載體等方向，而非目前市面上宣稱的「皮膚再生」「抗老化」「促進生髮」。這些行銷手法讓我想起當年「幹細胞護膚品」的炒作套路，同樣被包裝成看似高端的生技黑科技，搭配華麗詞彙來吸引消費者。

將複雜的細胞生物學簡化為「塗抹就能生髮」「外用就能逆齡」的行銷訴求，不只是對科學的不尊重，更是對消費者智慧的低估。當我們宣稱一項技術能帶來超越生物學原理的效果時，我們是否已經從科學的理性世界，滑入了一種現代迷思？

監管與安全的警訊

美國FDA與英國政府已針對未經許可的外泌體產品發出明確警告，指出其中潛藏的安全風險與疾病傳播隱憂。美國FDA明確表示，這些產品可能構成未經批准的藥品。同時，英國已禁止使用人源性外泌體於美容產品中，並警告這些產品可能帶有疾病傳播的風險。

多篇專業評論指出，儘管外泌體在皮膚修復和細胞再生方面被廣泛宣傳，但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學研究支持其療效。專家建議消費者在更多研究和監管出現之前，對這些產品保持謹慎態度。

當國際社會已高度關注這個議題，台灣市場卻在行銷與社群話術的推波助瀾下，快速擴張，甚至結合募資、加盟等模式，將未經科學驗證的產品大量推入消費者生活中。這種現象若不被正視，將對產業誠信與消費者安全構成長期傷害。

這些不是空穴來風的論調，而是建立在嚴謹科學方法上的警醒，指向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科學的未來性與市場當下性之間，存在著一道尚未跨越的鴻溝。

寧可慢一步，也不願誤導半步

做為投入永續與綠色研發20年的企業創辦人，我深知真正的創新需要時間沉澱、失敗累積，以及不斷自省的勇氣。在追求突破的道路上，「等待」有時比「超前」更需要智慧。

我相信科技應為人類與環境帶來正向改變，而非成為包裝用的名詞。真正的創新必須經得起驗證，能被追溯，也必須符合倫理與永續原則。

我們對新技術保持開放，也正觀察外泌體在頭皮與肌膚保養的潛在應用。但我們更重視：

成分來源是否清楚？

製程是否合規、安全？

功效是否具實證支持？

消費者是否能安心使用？

在答案尚未明確前，我們選擇不貿然使用，而是持續以科學為本，選擇真正值得信任的活性成分來打造產品。

我常對團隊說：「寧可在真相面前慢一步，也不願在幻象中領先半步。」

我們相信，唯有經得起科學檢驗的產品，才能真正贏得長久信任。同樣，我們也坦然告訴消費者，我們尚未將外泌體技術應用於產品，正因為我們對科學的尊重高於對市場風潮的追逐。

值得我們共同思考的問題

在此，我不僅提出觀點，也拋出幾個值得產官學思考的關鍵問題：

現有法規是否足以應對外泌體、幹細胞等高風險成分進入保養品領域？

是否應比照食品與藥品的標準，限制「療效性用語」在未實證產品上的使用？

當募資、加盟與醫療邊緣產品結合時，誰來確保消費者與投資人的知情權？

我們想成為哪一種產業？是喊話術、賣夢想的產業？還是用證據說話、為信任負責的產業？

這些問題或許沒有立即的答案，但如果我們願意正視，台灣或許能在亞洲生技與美妝領域中，走出一條誠實、有倫理的創新之路。

真相比風潮更重要：為什麼我們選擇等待

消費者有權獲得真實、透明、以科學為基礎的資訊。我認為，與其投入大量資源在行銷包裝與炒作話術上，更應回歸科學證據為產品的核心價值。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真相往往隱匿於喧囂之後。做為品牌創辦人，我們的責任不僅是提供產品，更是守護那些看不見的科學準則與倫理底線。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共同建立一個既有創新活力，又不失科學謹慎的產業環境，一個值得我們為之努力一生的事業。

外泌體的未來或許值得期待，但在那之前，我們更應堅持一條誠實、負責、可驗證的道路，也是我們對每一位消費者最基本的尊重。

身為這個產業的一份子，我們選擇站在科學這一邊，也站在消費者信任的那一邊。因為，我們相信真正的創新，不該繞過證據，更不該背離誠信。

保養品不僅滋養肌膚，更應滋養信任。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不變的承諾。

（作者為歐萊德創辦人／董事長暨執行長）

挪威的低碳轉型模式能給台灣政府與企業不少啟示。

當飛機降落在奧斯陸，加速減碳的脈動隨即可見。這座城市不僅是北歐的經濟與文化中心，更是全球永續發展的先行者。從街道上悄然行駛的電動公車，到港口旁零排放的純電渡輪，奧斯陸的綠色變革已然滲透進日常生活，成為這座城市的DNA。

這趟挪威之行，我希望以美妝綠色企業經營者的視角，探尋一個問題——當世界正面臨氣候變遷的嚴峻挑戰，挪威的低碳轉型模式能給台灣政府與企業帶來哪些啟示？同時，台灣在哪些永續領域已經領先，又能如何與北歐國家相互交流學習？

奧斯陸：一座正在實踐未來的城市

奧斯陸早在2019年就設定目標，計畫在2030年達成「零排放城市」。當我漫步在這座城市的街頭，感受到的不僅是政策的強大推動力，更是一種全民參與的堅定決心。挪威2024年新車銷量中有近九成是電動車，高於2023年的82.4%，朝著2025年全面使用電動車的目標穩步邁進。政府精心規劃出一個幾乎不需私人汽車的市中心，鼓勵市民步行、騎乘自行車或搭乘電動交通工具。在這裡，電動車不僅享有優厚的減稅優惠，更有綿密廣布的充電站網絡，甚至全球首創的電動計程車無線充電系統，讓計程車在專用道上等待時也能同步補充電力，實現能源效率最大化。

奧斯陸的計程車電動化政策堪稱全球最先進和最全面的系統之一。市政府不僅設定了明確的時間表，更建立了完整的支持系統確保轉型順利進行。2020年，奧斯陸市議會通過法規，規定自2024年11月1日起，所有在奧斯陸營運的計程車必須是零排放車輛。這比原先2030年的整體目標提前了整整六年，展現了城市對綠色交通轉型的堅定決心。

為支持計程車業者順利轉型，奧斯陸市推出了一系列創新措施：

首先，市政府投資建設了專為計程車設計的充電基礎設施。截至2024年，奧斯陸已建立了48個專供計程車使用的充電點，同時還為計程車司機提供家用充電設備補助。更引人注目的是，奧斯陸在2021年成為全球首個鋪設電動計程車無線充電系統的城市。在計程車候客區地面下方安裝了感應充電板，讓車輛在等候乘客時自動充電，司機無需離開車輛或尋找充電站，極大提高了營運效率。

其次，政府推出了財務激勵措施，包括對計程車專用快速充電站建設提供高達50%的補助，每個申請者最高可獲得200萬挪威克朗（約台幣600萬元）的資助。此外，電動計程車還享有免除25%增值稅、通行費優惠和較低的年度車輛使用稅等多重經濟紅利。

奧斯陸的計程車可在等候乘客時自動充電，提高了營運效率。

針對充電困境，奧斯陸在2024年初緊急啟動新補助計畫，積極增設計程車專用快充站，同時實施了計程車專屬充電優先使用權政策，確保司機在繁忙時段能迅速補充電能。然而，這轉型過程並非完全順利，計程車業者仍面臨著充電基礎設施不足、冬季續航里程減半等實際挑戰，這提醒我們在推動電動交通時，必須全面考量配套措施的完整性。

創新租賃模式：「以租代購」的電動車普及策略

在全球電動車普及率最高的挪威，政府透過稅務減免、增值稅豁免與購車補助等政策，有效推動企業與民眾採用電動車，特別是以租賃取代購買的方式，使更多人能以較低門檻參與綠色交通轉型。多家租賃公司如LeasePlan、Sixt、Hertz等，提供彈性租期與多款車型，讓使用者得以隨時更新車輛、享受最新科技，同時避免高額前期支出與維護負擔。

這樣的制度設計不僅提升電動車市場流動率，也加速燃油車汰換，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與空氣汙染，對環境與公衛皆具正面影響。以租代購的綠色模式不僅展現永續交通的可行性，更提供其他國家借鏡的政策創新案例。

奧斯陸的成功，源自於政府的前瞻性政策與全盤規劃。除了零排放交通，奧斯陸更規定市政大樓100%使用再生能源，並在建築法規中納入嚴格的碳中和標準。此外，挪威政府計畫在北海開發30 GW的離岸風電，並建立北海電網，進一步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值得一提的是，挪威的「氣候預算」制度（Climate Budget）將減碳目標與財政預算緊密結合，每年嚴格追蹤成效，確保政策落實。

鼓勵民眾以租賃取代購買的方式，使參與綠色交通轉型的門檻降低。圖／freepik by prostooleh

台灣的氣候韌性領先優勢：排水系統創新

在綠色城市規劃的多面向比較中，有趣的是，台灣在面對極端氣候的城市韌性設計上，特別是排水系統方面，反而領先挪威許多。這是我此行最意外的發現之一。

挪威的降雨雖頻繁但強度較溫和，且冬季大量降雨以雪形式儲存，因此其城市排水系統主要以傳統重力排水為主，缺乏應對短時強降雨的韌性設計。相對地，台灣長期面對颱風和極端降雨的威脅，不得不發展出更為先進的防洪排水系統。

台北市近年實施的「海綿城市」計畫，透過透水鋪面、雨水花園和生態滯洪池等綠色基礎設施，能有效吸收、淨化和延緩雨水流出，不僅減輕淹水風險，更讓都市水資源得以循環利用。高雄市的「水安全網」計畫整合了即時監測、智慧閘門控制與大數據分析，大幅提升了城市應對極端降雨的能力。台中市的惠來溪滯洪公園則將防洪設施與城市綠地巧妙結合，創造了兼具實用性與美學價值的公共空間。

我觀察到，隨著氣候變遷加劇，即使是降雨模式穩定的挪威也開始面臨極端降雨的挑戰，使得台灣在都市防洪方面的經驗與技術變得越發寶貴。這個面向提醒我們，永續發展並非單向學習的過程。每個國家基於各自環境條件和挑戰所發展出的解決方案，都能為全球應對氣候變遷提供獨特貢獻。台灣可以學習挪威的綠色交通和能源策略，而挪威也可以參考台灣的防洪韌性設計經驗。

羅弗敦群島：在地文化與永續發展的完美融合

從奧斯陸向北，跨過北極圈，我來到了如詩如畫的羅弗敦群島。這裡不僅是挪威的自然瑰寶，更是全球永續觀光的典範。與許多過度開發的觀光勝地不同，羅弗敦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低衝擊、高價值的永續旅遊模式。

當地的傳統漁屋（Rorbuer）被巧妙翻新成環保住宿，建築材料精心選用回收木材，取暖系統則完全來自地熱等可再生能源。在漁業方面，政府施行嚴格的科學配額制度，確保魚群數量能夠永續發展，同時保障漁民生計。最讓我驚艷的，是他們如何將環境教育自然地融入旅遊體驗中。在羅弗敦水族館，遊客不只是來欣賞北極海洋生態，而是透過互動展示深入學習如何保護這片純淨海域。

值得一提的是，挪威實施「海洋空間規劃」（Marine Spatial Planning），將海域劃分為漁業、能源開發、保護區等不同用途，解決利益衝突。此外，挪威政府致力於海洋永續發展，推動「可持續捕撈」政策，並透過碳捕獲、運輸及儲存（CCS）技術來大幅降低產業碳排放。羅弗敦的觀光業者也自發性採取低碳措施，例如使用氫能船隻、實施遊客總量管制，確保珍貴的自然景觀不被過度消費和破壞。

羅弗敦群島透過多元永續管理措施，建立低衝擊、高價值的觀光模式。

台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豐富，在海洋保育與生態旅遊方面有相當潛力。東海岸與離島地區已經有不少成功案例，如台東長濱的海洋環境教育、蘭嶼的生態旅遊限量管制等。我們能否進一步借鏡羅弗敦的永續模式，打造更多平衡生態與經濟的海洋政策，讓台灣的美麗海岸線成為子孫後代永續的驕傲？

挪威的「主權財富基金」：綠色投資的全球領導者

挪威的永續成就，不能不提到其「政府全球退休基金」（Government Pension Fund Global），這是全球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資產規模超過1.4兆美元。令人驚訝的是，這筆源自石油收入的基金，如今卻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綠色投資推動者。

基金遵循嚴格的倫理投資準則，拒絕投資武器、煙草、煤炭等不符永續理念的產業，同時積極投資再生能源與環保科技。更值得注意的是，基金以其巨大的市場影響力，積極引導全球企業朝永續方向轉型，成為推動ESG投資的重要力量。

台灣的國家級基金是否也能採取類似策略，以財務槓桿推動產業綠色轉型？這是值得深思的方向。同時，台灣在綠色金融和永續投資方面也有自己的亮點，例如台灣證交所推動的公司治理評鑑和永續資訊揭露制度，已開始引導資本市場重視ESG表現。

「政府全球退休基金」的倫理投資準則為，拒絕投資煙草、煤炭等不符永續理念的產業。圖／by freepik

互相借鏡：台灣與挪威的永續交流

1. 政府應加速碳定價機制，推動「碳有價」經濟
   挪威早在1990年就實施碳稅，目前碳價已達每噸95歐元，為全球最高水準。相比之下，台灣的碳費仍在醞釀階段。政府應該明確訂出具有實質影響力的碳費標準，並將收入專款專用於企業綠色轉型，形成正向循環。此外，應建立更完善的碳交易制度，讓市場機制發揮最大效益。
2. 企業應將ESG內化為核心競爭策略
   身為綠色美妝的創業者，我深信台灣企業不能只把ESG（環境、社會、治理）當成合規義務或行銷噱頭，而應積極轉型，將永續思維融入企業DNA。在歐萊德，我們從產品原料選擇、製造流程、包裝設計到消費者使用及廢棄階段，全方位落實碳中和理念，這不只是環保責任，更是品牌價值與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提升。
3. 台灣城市韌性設計經驗的國際分享
   台灣在應對極端氣候方面積累的經驗，特別是都市防洪排水系統的創新設計，值得向國際社會分享。我們應建立更多國際交流平台，讓台灣的氣候適應解決方案能幫助更多國家，同時增強台灣在國際永續發展領域的話語權。
4. 建立跨部門協作機制，打破政策孤島
   挪威永續成功的一大關鍵在於其「整體政府」（Whole－of－Government）方法，環境、能源、交通、建築等部門密切協作，確保政策一致性。台灣應建立類似機制，避免各部會各自為政的現象，同時強化公私部門合作，形成更有效的永續治理模式。

台灣應將氣候韌性方面的經驗方想給國際，增加話語權。圖／freepik by rawpixel.com

超越國界的綠色願景，共創地球永續未來

從冰雪覆蓋的挪威回望蔚藍海洋環繞的台灣，我看見的不只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地理風貌，更是人類與自然關係的深刻反思。永續發展從來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或專屬責任，而是一場跨越國界的文明覺醒。

在這趟北歐之旅中，我反覆思考著一個問題：地球萬物彼此相連，人類福祉與自然健康緊密交織，那麼企業、社會與國家的界限是否也應該變得更加模糊？挪威的漁民世代守護海洋，成就了今日羅弗敦潔淨海域的珍貴資源；而台灣的先民智慧面對風雨，發展出彈性共生的生態思維，同樣值得珍視。

地球不會因為人類的國界而改變其運行法則，風雨、陽光與海洋也不會為人為區隔而改變其本質。真正的永續，應當超越傳統思維的限制，回歸到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本源。

葛望平此趟的北歐之旅，看見了許多值得台灣借鏡的永續做法與觀念。

維京人的永續精神：勇於探索的綠色DNA

挪威是一個自然純淨、文化高度重視永續的國家。無論是政府政策還是社會大眾意識，對環境保護的重視深植人心。在探討挪威的永續成就前，我想先談談這片土地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維京船」，象徵了維京人的堅韌（Resilience）、探索（Exploration）、勇氣（Courage）與團結（Unity）精神。

這艘船，不只是航行在海上的交通工具，更是千年前維京人探索、征服與連結世界的象徵。而正是這種維京人熱於探險的勇氣精神，讓他們在永續議題上也遙遙領先，敢於挑戰傳統，為世界樹立榜樣。當全球各國仍在猶豫不決時，挪威已經大膽前行，展現了面對氣候變遷的堅定決心。

文：葛望平

文章轉至：ESG遠見

歐萊德舉辦《北極的最後一塊冰》國際論壇，將格陵蘭冰川的警訊帶到台灣。

2025年4月22日，我們迎來第55個世界地球日。今年的主題「地球力」（Our Power，Our Planet）提醒我們：面對氣候危機，凝聚公眾力量才能成為推動關鍵改變的原動力，特別是在2030年前將再生能源發電量提升三倍的全球目標。

就在地球日前一週，我們完成了一場跨越16,400公里的氣候對話。《北極的最後一塊冰》國際論壇將格陵蘭冰川的警訊帶到台灣，連結了極地與島嶼、科學與文化、警訊與行動。在這場對話中，我們看見了地球日精神的真實體現——只有當知識轉化為行動，警告轉化為改變，我們才有可能實現地球日所承載的願景。

台北高雄是否已做好海平面上升2公尺的準備？

「即使全球此刻完全停止碳排，格陵蘭仍有3%的冰體註定融化，將導致海平面上升27公分。」

在論壇中，來自聯合國 IPCC 的冰川科學家威廉・柯爾根博士（Dr. William Colgan）基於最新模型提出這項驚人預測。更令人警醒的是，台灣位處低緯度地區，海平面上升幅度將高於全球平均。若我們延續現有的碳排放路徑，本世紀末海平面可能上升至2公尺以上。

將這些數據投射到台灣的地圖上，結果令人不安：到2150年前，台北與高雄面臨海平面上升兩公尺的機率將超過50%。在更極端的模型中，存在5%的可能性海平面將上升近五公尺。

這些冰冷的數據背後蘊含的是一場深刻的倫理辯證。當科學已清楚預示未來的風險，我們選擇無視、推遲或折衷，實質上是對未來世代的集體背叛。當我們明知後果，卻依然延續危害環境的行為模式時，我們還能宣稱自己擁有道德正當性嗎？

你我的碳排放，正摧毁著因紐特人的家園

威廉博士的科學數據得到了一位特殊見證者的印證。奧倫努阿克（Olennguaq Kristensen）是一位49歲的因紐特獵人，從13歲起便繼承了世代相傳的狩獵技藝，如今已是四子三女的父親，五個孫子的祖父，同時也擔任當地獵人協會主席長達15年。他與妻子Naduk生活在格陵蘭西北部偏遠的薩維西維克（Savissivik）聚落，飼養著45頭雪橇犬——在北極冰原上不可或缺的工作夥伴。

活動邀請49歲因紐特獵人，奧倫努阿克（Olennguaq Kristensen）。

在論壇中，當奧倫走上台前，他並沒有用複雜的模型或數據震撼現場聽眾，而是平靜地說出一句話：「我來的時候，還知道怎麼走回家。但現在，冰已經開始融化，我不知道該怎麼回去了。」

這句話在簡單中承載了極深的含義。他告訴我們，海冰退縮改變了傳統狩獵路線，冰層變薄增加了生命風險，獵物的遷徙模式也被打亂。這些不僅是環境變化的表象，更直接衝擊著因紐特文化的存續根基。

抵達台灣的前一天，奧倫收到家鄉朋友的消息：原本7月才會開始融化的冰路，現在已經開始變薄。「如果我找不到雪橇可以通過的冰路，我該怎麼回去見我的家人和45頭雪橇犬？」他問道，語氣平靜卻難掩憂慮。

這種憂慮的源頭來自全球碳排系統，包括我們共同建構的經濟模式、生產方式與生活選擇。這不僅關乎個人日常行為，更是企業營運模式與政府政策的根本課題。當工業生產依賴化石燃料、供應鏈設計忽視碳足跡、城市建設未考量節能減碳等，這些系統性的決策累積成對北極環境的巨大影響。根據威廉博士的研究，台灣的碳排放強度在全球相對較高，而這些看似抽象的數據，實際上正轉化為奧倫腳下日漸變薄的冰層。

全球高碳排的影響，已逐漸威脅到奧倫家園的生活環境。

頭頂的太陽、初觸的大樹、時速300公里的雪橇

在台北的日子裡，我陪同奧倫走過城市街道，看著他對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流露出驚奇。「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太陽在頭頂上，」他仰望著台北的天空說道，「在我的家鄉，太陽永遠低懸在地平線上。」

他的世界沒有樹木，而當他在台北第一次伸手觸摸一棵樹時，那份如孩童般的驚奇讓我深受觸動。他第一次感受綠蔭與濕潤的春季空氣，第一次走進高樓大廈、驚喜地告訴北極的家人他第一次搭了時速300公里的雪橇（高鐵）。

這些「第一次」的體驗，讓我重新審視那些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同時也提醒我們：氣候變遷不只是環境議題，更是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的危機。當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環境劇變，他們失去的不僅是生計方式，更是世代相傳的知識體系與價值觀——那些構成「我們是誰」的核心要素。

歐萊德董事長葛望平（右）陪伴奧倫（左）走遍台北的城市街道。

從北極到台灣：一場必要的跨界對話

這次國際論壇源於2021年8月14日的歷史性事件——北極格陵蘭冰蓋降下了有史以來第一場雨。這不是抽象的氣候數據，而是自然界發出的明確警訊，我決定發起《解凍格陵蘭》計畫，出資100萬美金拍攝紀錄片。2022年，當我親赴格陵蘭，親眼目睹巨大冰川以震撼人心的速度崩解入海時，我深刻明白：氣候變遷不再是未來式，而是正在進行式。

2023年《解凍格陵蘭：拯救馬紹爾》紀錄片正式受邀於聯合國全球氣候峰會COP28進行全球首映，震撼了國際。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的數據告訴我們，2024年地球暖化幅度已突破攝氏1.5度的臨界點。我們決定在2025年的地球日前夕，力邀IPCC科學家與格陵蘭因紐特獵人來台，舉辦這場前所未有的國際論壇。

2025年4月14日至16日，我們在台大、台北市府與高雄舉辦論壇，放映《解凍格陵蘭：冰的顏色》紀錄片，將抽象的科學數據轉化為具體的情感連結，將遙遠的危機轉化為身邊的行動契機。在台北，與會者從城市治理、教育轉型到生活方式變革展開對話；在高雄，當地產業領袖與市府官員探討了從碳權交易機制到基礎設施氣候韌性的具體策略。

來自極地冰原的氣候科學家、因紐特獵人奧倫，以及眾多企業領袖、 政府官員一同出席《北極的最後一塊冰》國際論壇。

企業行動：從認知到實踐的轉型之路

作為歐萊德的創辦人，我深知企業在氣候行動中的關鍵角色。氣候變遷已不再是信仰問題，而是關乎理解與選擇的現實課題。當極端天氣事件日益頻發，氣候調適已成為企業與社會必須面對的必考題。

我們堅信：「企業財團不應再恣意地耗盡自然資源製造氣候炸彈，而理當成為社會中提供美好產品與服務的公民角色。」只有當企業將永續思維融入其DNA，而非視為附加價值時，真正的轉型才能發生。這正與2025年世界地球日「地球力」主題緊密呼應——推動能源轉型，實現2030年前將再生能源發電量提升三倍的全球目標。

從共識到行動：重新定義「希望」

在三場論壇中，我最深刻的體會是看見「行動共同體」的萌芽。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專業領域的參與者，不再只是旁觀者，而是開始尋找各自在這場全球轉型中的定位與責任。

論壇結束後，我收到許多青年學生的訊息。一位研究生寫道：「原來冰川離我們這麼近，原來我也可以做些什麼。」這句看似平淡的話語，卻是所有實質變革的起點：當個體認識到自己與看似遙遠的問題之間的聯繫，當他意識到自己行動的可能性與意義，真正的改變才有發生的基礎。

論壇最後的調查顯示，大多數人認為政府與個人應是改變的起點，而企業則緊隨其後。這正是推動轉型的關鍵——制度引導方向、企業創造動能、個人實踐選擇。三者缺一不可。我深信，只有凝聚共識、跨界合作，才能真正擘劃屬於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路徑。

與會者在活動現場戴起古老的因紐特人眼鏡，是最早用來防雪盲的太陽眼鏡，以鯨骨、象牙、麋鹿角等材質打造而成。

這也迫使我重新思考「希望」的本質。在氣候危機的脈絡下，希望不應該是一種盲目的樂觀或對技術救贖的期待，而是一種選擇與責任。希望不是等待明天會更好，而是決定今天必須有所不同。

即便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奧倫仍然堅信：「看見，就是改變的開始。」這句話，所期盼喚起的，是我們每一位具有社會影響力的領袖、教育家乃至個人行動者的共同責任。這正是地球日的核心精神——凝聚力量，推動改變。

We know the solution,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奧倫來台灣的最後一天，他被問及最擔心什麼時說：「我擔心的不只是冰層，還有我們的存在方式。如果冰不再可靠，獵物改變遷徙路線，我們的狩獵技巧失去用武之地，那麼，我們還是因紐特人嗎？」

這個問題深深刺痛了我。它提醒我們，氣候變遷超越了純粹的政治與經濟範疇，成為一個關於文化、記憶、身份與存在方式的根本議題。它質問我們：什麼是真正的進步？什麼是有意義的發展？我們與自然的關係應該是什麼樣子？

我們正站在某種意義上的「冰之界線」——舊有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未形成的臨界點。在這個時刻，我們面臨的不只是氣候變遷帶來的物理挑戰，更是一個重新定義人類與地球關係的哲學時刻。

面對氣候危機，我們已知解方。企業必須率先實踐碳中和目標與淨零轉型策略；政府應建構良性的制度支持勇於當責的企業；而個人選擇，就是永續的最後一塊拼圖。我們知道解決方案是什麼，還在等什麼？

冰層融化的困境，恐使奧倫熟悉的家園日常一去不復返。

冰的崩解不只是危機，也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文明的盲點與侷限，同時也揭示了改變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奧倫回家的冰路可能已經改變，我們面對氣候的路徑也不必照舊。

在這個世界地球日，當我們響應「地球力」的號召，凝聚力量加速能源轉型時，願我們記得那位來自極地的獵人，記得他對太陽、對樹木的驚奇，記得他對回家之路的擔憂。願我們都不因熟悉而忘記珍惜，不因擁有而忽略保護。

如果還來得及，那就從現在開始。如果已經太晚，那麼更要立刻行動。因為在氣候變遷的時間軸上，每一刻的延遲，都會以幾何級數擴大未來的代價。

地球不會等我們準備好才發出訊號。而今天，來自北極的聲音，已在台灣響起。讓我們在這個地球日，以行動回應這聲呼喚，共同邁向更永續的未來。

Together Greener。

文：葛望平

文章轉至：ESG遠見

聯合國UNGA78紐約氣候週日前正式宣告TNFD（自然相關財務揭露）框架，讓企業從原本TCFD（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延伸關注自然發展危機，並審慎評估生產過程對自然生態的影響，成為企業因應營運衝擊大自然的財務資訊揭露標準。

「我們知道客戶需要什麼洗髮精，但河流又期望什麼樣的洗髮精？」這是我們於2006年邁向綠色永續轉型的重大宣告；在2023年欣見聯合國終於將大自然視為企業利害關係人，並結合財務資訊揭露架構以作為企業永續經營的實施指南，這同時將會引導全球資金流從破壞自然的公司轉向創造對自然有益的企業。

從工業思維提升到Respond、Revive、Respect生態層次

我在2021年受邀聯合國COP15全球生物多樣性峰會中就提到，生物多樣性的失衡，來自於人類自工業革命之後過度消耗地球資源，根據Nature《自然》期刊研究顯示，只要保護30％的首要地區和仍處於自然狀態的生態系統，就可減少49％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大氣層累積的二氧化碳。

我呼籲，「維護生物多樣性」與「工業減排」必須雙管齊下。

圖／生物多樣性的失衡，來自於人類自工業革命之後過度消耗地球資源。Unsplash by Ehud Neuhaus

在地球限度的九大系統中，已經有六個面向超出可承載的臨界點，其中「生物圈健全性」的風險值更甚於「氣候變遷」，將可能對地球系統的運作造成不可逆的變化。因此，我們必須全面性考量「產品地球足跡」對自然生態可能產生的破壞，才有機會讓自然與經濟達到正向依存的關係。

我們應該從過往Reuse、Refill、Reduce工業層次提升到生態Respond、Revive、Respect層次，「＋增加」對自然萬物的尊重，同時「–減少」對健康與環境的負擔，傾聽、回應、復甦、尊重，與大地萬物生態共存共榮。

全球經濟產值逾半依賴自然，自然風險就是財務風險

TNFD（The 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官方說明，世界經濟產值共44兆美元，而其中超過半數是中度或重度依賴於自然的供給。

世界銀行更是預測，如果大自然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例如野生授粉、海洋魚類提供食物、天然林提供木材等系統崩潰，可能會導致2030年全球GDP下降2.7萬億美元。

因此，聯合國統計委員於2021年3月正式將GEP（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納入最新國際統計標準的環境經濟核算體系，以彌補GDP無法反應自然資源消耗與生態環境破壞的成本。

在TNFD框架尚未宣布之前，許多企業與投資者並未將決策所產生與自然相關的風險與機會納入考量，也欠缺評估與計算的方法學，因而忽略企業營運的真正成本與財務風險。

TNFD 聯合主席 Elizabeth Mrema 疾呼，「依循舊則將不再是選擇，企業不能再將自然風險和生物多樣性僅僅視為企業社會責任議題，在當今已完全演變成關乎企業核心價值的策略風險管理問題，自然風險就是財務風險。」

地球在沸騰，蘋果碳中和只咬了一口

聯合國UNGA78與紐約氣候週仍在熱烈進行中，其所拋出的議題與引發的效應向來被視為COP28氣候峰會的暖身。這幾天，VOLVO宣布將於2024年停產柴油車、加州也通過全美第一個強制氣候揭露法案，要求包括蘋果APPLE等5400家企業，2026年要揭露包含台灣供應鏈在內的範疇三盤查結果。

蘋果在今年秋季發表會中，宣布首批達成碳中和的產品Apple Watch，為蘋果2030 年前實現碳中和跨出第一步。對於全球市值第一大的企業來說，這一步值得掌聲，然而，Apple Watch是蘋果銷量較小的產品，蘋果這一步其實可以跨得更大！

圖／蘋果在今年秋季發表會中，宣布首批達成碳中和的產品Apple Watch，為蘋果2030 年前實現碳中和跨出第一步。Unsplash by Raagesh C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日前痛心疾呼，「人類已經打開了地獄之門，極端高溫正在產生可怕的影響，要扭轉現狀的時間不多了，各國必需盡快淘汰化石燃料，否則本世紀末地球將升溫攝氏2.8度，會導致大災難。」

我們已進入地球沸騰的時期，企業應立即停止使用燃煤與石化燃料發電，當我看到企業碳中和的承諾都是2030之後，真心憂慮將會來不及，大家一起成為升溫1.5 °C的幫兇卻毫不自覺。

從今日起，請您檢視產品的排碳熱點，制定減碳措施，找到一間綠色工廠運用100％綠電來生產產品，讓產品五個生命週期中，不再依賴石化原料，增加農業副產品的運用，同時使用PCR再生材料。徹底落實「生物循環」與「工業循環」的目標，早日達成全產品及全組織涵蓋直接排放、間接排放及範疇三的全面碳中和。

期待所有的大公司，不要成為賺足了錢卻不願負起碳排責任的企業，讓聯合國TNFD的框架納入企業永續經營，成為您避開財務風險的有力工具。

文/葛望平
轉載出處: ESG遠見

史上最熱的7月高溫，飆破地球10萬年以來的紀錄，南北極冰融加速，而我催生數年的「台灣碳權交易所」將於8月7日成立，阻止氣候變遷惡化迫在眉睫，實在無法再等了。

然而，有人質疑成立碳權交易所是提供國外碳權代理商來做碳權買賣，甚至是讓企業用購買碳權的方式作為碳排放的贖罪卷。如果您也這樣認為，就真的誤解碳權交易成立的真實意義，甚至對於碳權交易機制可以帶來的生態利益與社會利益有著膚淺的見解。

大家必須認清，碳權並不是投機工具，而是用來加速企業淨零轉型的正面誘因。

讓「碳」有價化，成為企業的資產或負債

為了減緩氣候變遷，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於1997年簽訂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定錨，要求各國制定溫室氣體的減量目標，並附帶彈性減量機制，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就此建立，後續每年聯合國COP氣候峰會都是依循此原則展開。

從國家強制性機制所產生的排放許可權到企業自願性機制的碳信用抵換的架構之下，都能夠作為碳定價制定的基礎，讓排放二氧化碳的汙染者，付出相應的金額，彰顯人類經濟活動的外部成本，同時納為企業的內部營運成本。

讓「碳」是有價的。碳可能成為資產，也有可能成為負債，可以導引資金或資本的流向，用意在於鼓勵減碳行為。當企業不減碳，就必須為其付出代價，負擔高額的經營成本，甚者因而負債；努力減碳的企業，則可被鼓勵獲得碳權，將其變換成企業的資產。

特斯拉因生產電動車所獲得的碳權讓企業大幅獲利

美國政府早在2015年歐巴馬政府時期，對油耗及排放評定標準的CAFE(CorporateAverage Fuel Economy)開始制定罰則。加州政府去年公布2035年起將開始禁止銷售任何汽油引擎車款。

根據加州政府規定，所有售出的汽車當中，必須有一定的比例是純電、PHEV或者是氫能源動力車款，當銷售比例超過訂定目標將會額外獲得積分，可以將其所獲得的積分進行交易，因此特斯拉擁有極大量的積分來進行販售。根據特斯拉財報公布，2022年的碳權收入達到17.8億美元，其中第四季的碳權收入年增率為47％，已連續八個季度從碳權銷售中獲利。

好的氣候政策就是好的經濟政策

我於埃及的COP27聽見美國總統拜登表示：「好的氣候政策就是好的經濟政策」。好的氣候經濟政策，除了利用碳費與碳稅的徵收來督促減碳、以金融手段限制高碳排放業者的發展，亦可透過獎勵政策來引導。美國氣候特使John Kerry同時強烈建議，透過富國政府與企業收購碳權的方式，建立碳交易機制，資助開發中國家減少化石燃料使用，以協助其能源轉型。

圖／美國氣候特使John Kerry強烈建議，透過富國政府與企業收購碳權的方式，建立碳交易機制。Twitter／Cop27

美國清潔競爭法案(Clean Competition Act, CCA)預計實施時間是2024年，若法案通過，很有可能早於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率先施行，CCA碳費用途中的75％資助管制行業脫碳，25％資助最低度開發國家脱碳。(註1)

去年受邀COP27全球氣候峰會論壇演講中，我曾呼籲，「回收再製是循環經濟的最後一哩路。」全球回收後的資源多數進了焚化爐而沒有再利用，回收等同白費工夫。如果可以對於企業的資源回收再製進行鼓勵機制，例如作為碳權抵換的減碳額度，就可以增加供應鏈投入可再利用材料再製的誘因，共同完成循環經濟。減碳行為的方法學若能完善建立，就能將「碳」有價化，轉變成企業的資產。

台灣碳權交易所致力接軌國際、把關漂綠、並因應國際供應鏈的要求

台灣的碳權交易所是在氣候法規範下委託金融監督管委會指定而設置，是全球少數將2050淨零排放目標入法的國家。

碳權交易所將以推動自願減量交易制度為主，協助國內產業面對國際產業供應鏈要求，鼓勵事業或各級政府自行或聯合共同提出自願減量專案申請取得減量額度，並於取得後在交易平台上公開透明的移轉、交易。我們將持續監督政府做到其規畫徵收的碳費，在未來面對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必須獲得碳價扣抵，避免重複計費，落實碳稅公平與碳稅正義。

企業必須對於自身生產製程以減碳為最高原則，最後才是運用用碳權來抵減碳排放，同時建立把關機制，檢視企業常見的「漂綠」情境，例如「選擇性的資訊揭露」或「象徵性的綠色行動」，從中防堵以此進行碳交易而成為企業漂綠工具。

當企業沒有達成碳中和，又如何有減碳額度(碳權)能提供交易？反之，如果企業有減碳額度，為何不能抵消自己的碳排放來完成碳中和？

如果一個製造業，其產品製程不用綠電，只有辦公室或餐廳警衛室使用綠電，就宣稱達成企業綠電目標，這是我最近常聽見的漂綠笑話。

另一個令我哭笑不得的例子是，我常看見某些品牌在店頭發起瓶身回收活動，但架上產品卻不是用回收再製的瓶身，這代表店頭回收回來的瓶子不是拿來製作新瓶身？這也是讓消費大眾匪夷所思的地方。

圖／歐萊德製造的產品，都是使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為2050年淨零貢獻心力。資料照片

淨零一定優於碳中和嗎？碳中和一定是漂綠嗎？

目前政府與一些學者媒體的評論中，似乎沒有說明清楚也沒有理解範疇一、範疇二、範疇三的淨零差異。有人定義，淨零大於碳中和，實則過於簡略，其實必須要看所界定的邊境範圍。

企業必須負責任地進行範疇一生產製程直接碳排的減碳，然而企業對於範疇二的間接排放、甚至範疇三消費端使用情境的碳排，要達成淨零減碳並不容易，因為範疇二大多是指間接能源使用，企業必須自設再生能源電廠或運用電能轉供來減少排放。民生消費品的碳排大多是落在範疇三，必須要有外部的減碳額度來支持。就一瓶洗髮精來說，消費者的碳排放屬於範疇三就佔了90％以上，而企業本身的碳排不到10％，意旨企業本身的減排量無法抵銷消費者的碳排放量，因此碳抵銷就是達成碳中和很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路徑。

企業本身都應該要以淨零為目標，若企業致力將範疇三達成碳中和，都應該給予更大的肯定。

除了碳權交易，我們還可以再做什麼？

2010年，台灣是全球第11個建立碳足跡盤查制度的國家，望平有幸當時也參與其中。近年欣見政府加快腳步，落實碳權交易所的建立，逐步邁向淨零排放。然而，台灣是全球所有已開發國家中尚未完成碳定價的制定，目前由環保署、經濟部、金管會等相關單位相互協調，配套措施發展仍不夠迅速與完善，很容易喪失先機，若政府可以成立一個新的部門，例如氣候變遷部來整合決策，或許可以迎頭趕上。

此外，在外加性的減碳行為上，期待政府制定具備獎勵誘因的經濟策略。兩年前，我受邀於COP26全球生物多樣性峰會的演講時曾大力疾呼重視美國農業部制定的BioPreferred計畫，減少對石油的依賴，增加可再生農業資源的使用；只要企業的產品原料具備USDA Biobased生物基天然永續認證，就可以成為聯邦政府優先採購的對象；在台灣，我們是否也可以推動綠色產品的優先採購呢？

又例如在產品包裝上，除了鼓勵回收，對於使用PCR(Post Consumer Recycled)材料進行再製的業者，也可以給予減碳額度獎勵，有益完成循環經濟的最後一哩路。

我們期待政府制定更多好的方法學，輔導企業進行「鑑源盤查」與碳權或碳匯的開發，符合巴黎協定第六條建立「自願性碳市場機制」的原意。當國家制定出碳總量管制額度，將可規範企業碳額度。我大膽預測，未來甚至規範每個人可以擁有的碳排放額度。試想，在碳額度管控與鼓勵機制之下，一個開汽油車製造排碳行為的人，可能就必須付費給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或許未來搭乘捷運刷卡聲，不再只是消費額度扣款，而是碳額度帳戶的儲蓄，讓減碳行為變成資產。

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未來有可能是碳權儲蓄的方式之一。資料照片

在氣候變遷已無回頭路之際，唯有從國家、社會、企業到個人，全體同心協力才有可能遏止地球升溫再繼續惡化。

每個企業都可以邁向淨零，願不願意而已。

我們都知道解決方案，那還在等什麼？

註1：EU CBAM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2023年10月1日開始試行，2026年1月1日實施。近期EU ETS參考價格: 每噸碳90歐元。US CCA美國清潔競爭法案2023年4月送進參議院立法，若通過將於2024年1月1日實施(沒有試行期)。目前提出的參考價格：每噸碳50美元。

 文 / 葛望平

轉載出處:遠見華人精英論壇

當今，ESG橫跨各產業成為顯學，只要冠上「永續」似乎就能商機無窮，漂綠之行日漸興盛，聯合國祕書長與專家們在COP27大聲疾呼，是時候為漂綠畫出紅線了。

去年聯合國COP27全球氣候峰會期間，出了第一份強調誠信的反漂綠報告「Integrity Matters」，明列企業的淨零路徑必須以減排為目標，同時，每年揭露減碳進度與排碳數據管理。

緊接著，歐洲議會於上個月提出制止漂綠誤導性聲明的立法草案，如果企業沒有相關證據，就不應該使用「環保」「自然」「可生物降解」「氣候中和」「生態」等環境用字主張，以賦予大眾在綠色購買上應有的消費權利。

究竟什麼才是綠色產品？

以「天然、有機」為宣稱的產品充斥市場，要如何分辨真假？這是我最常被企業友人問到的問題。目前，國際協會所頒發的產品天然認證，多數只需要業者提供書面報告，其中值得探究的，是否有針對書面報告進行實地訪查？產品驗證是否包含數據報告？如果產品沒有進入實驗室，又如何證明是「天然」？

以化妝品產業來說，破解產品真假天然的方式，可以從「原料取得」與「包裝製程」來做檢視。

在原料取得上，去石化是恢復生物多樣性的第一步，可以緩解氣候變遷。根據國際ISO16128定義，「化妝品的天然，就是非石化」，當今最具公信力可檢測原料，為非石化來源的是美國官方USDA Biobased生物基天然永續認證。採用國際標準ASTM D6866方法執行「碳-14」的檢驗，以億元級精密質譜儀（AMS）測試產品中的「非石化成分比例」，地表上幾乎所有物質，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檢定，並計算出「天然」與「非天然」的百分比。因此，只有透過科學檢驗，才是值得信賴的「天然」。

在包裝製程上，採用回收再製的PCR材料，減碳幅度可高達60～80％，是循環經濟的最後一哩路；再者，盡可能運用單一材質，去除不必要的電鍍包裝，才能達到自然生態的維護。最近，欣見許多跨國美妝集團逐步採用25％或50％PCR材料，作為永續宣誓承諾，真心期待他們可以再加緊腳步，早日實現全面性100％PCR材料的使用。

企業購買碳權就可以達到碳中和？

購買碳權即可完成碳中和，則是另外一個迷思。反之，不明究理者則會認為購買碳權是漂綠的行為。

去年在COP27會議中，聯合國特別針對承諾淨零與達到淨零的巨大差距與標準不一，制定反漂綠的方法學，明確指出，企業的淨零路徑必須以減少碳排為主要策略，不能僅靠購買碳權抵銷碳排，同時減排目標必須涵蓋三個範疇的溫室氣體排放和整個價值鏈，若是沒有範疇三的數據，企業或組織必須說明他們打算如何取得數據或估值。聯合國正在開發一個完整、可信賴的線上公共資料庫，讓消費者、投資者和一般大眾，都能查看企業、銀行、城市等的減碳進度。

圖／COP27會議中，聯合國特別針對承諾淨零與達到淨零的巨大差距與標準不一，制定反漂綠的方法。白育綸攝

淨零轉型所衍伸出「碳權」，並不是企業碳排的贖罪券。碳交易得以成立，國家必須先有碳排總量管制基準，透過碳的總量管制，設定碳額度，企業開始進行排碳數據管理、從產品五個生命週期中，進行碳盤查，找出排碳熱點後制定減碳策略，最後無法抵減的部分，才進行碳權抵銷，完成碳中和目標。

期待各界各盡一分力，共同實踐綠色永續

永續商機興起，國際法規壓力與社會輿論，驅使企業紛紛投入，似乎只要沾到一點邊，就可宣稱是綠色品牌。事實上，一個真正的綠色企業，產品必須來自擁有綠電製造的綠色工廠，同時具備科學根據與減碳數據管理，再經由第三方公正嚴格驗證而成。

可惜的是，目前有些企業靠著華麗文藻堆砌出所謂的綠色品牌，藉此取信於消費者。此時，政府與媒體就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就政府而言，可以思考如何與監管機構一起建立相關的法規和機制，確保企業必須遵守的綠色標準、相應的檢核和驗證。台灣目前金管會參考了歐盟2020年中發布的永續分類標準作為金融投資的規範，主要建立了六大環境目標的框架，對金融行業的投融資做出規範，但尚未針對一般企業的「漂綠」宣稱做出限制。

媒體影響力也不容小覷，如果可以善用自身的話語權，提供消費者真實可靠的資訊，消費者將可依此透過選擇，來支持真正綠色企業的產品與服務，無形中產生監督的力量。

我相信，多數企業都擁有良善的初衷，但是當綠色知識與教育不足時，就容易疏忽或被誤導，甚至落入漂綠行為而不自覺。我們所能貢獻的是，將一個中小企業自2020年起連續三年完成企業組織與產品碳中和的綠色實踐歷程，無私分享，期待帶來是非明辨與勇氣鼓舞，幫助大家下定決心，還給地球一個淨零美好的永續環境。

近日，歐洲議會通過2035年禁售燃油車法案，Toyota社長無預警地宣告提前卸任，坦承「這是我的極限」。

這些大刀闊斧的舉動，深刻影響了汽油車的前景，隱喻「全球品牌都會變綠」的預言正在實現。時代翻轉，考驗著領導者的先機洞察與決斷力，我想起了柯達。

柯達並非被競爭對手打敗，而是被時代淘汰 

柯達固守成功框架，在科技洪流下黯然退場。

你覺得，柯達是因為過慢發展數位業務而在轉型中錯失良機嗎？其實不是。柯達自1975年就率先發明數位相機，積極投資數位影像領域高達50億美元，並成功將核心利潤從膠捲沖洗移轉到數位沖印，即便連競爭對手富士也無法在底片技術做到超越。

它的黯然退場在於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的崛起之下，無法應變人們喜愛立即分享與無需沖洗相片的行為模式，讓原本看好的數位沖印利基蕩然無存，最終趕不上時代的變化而破產。

商學院教授隆．艾德納（Ron Adner）觀察到，柯達因固守於過往成功模式的二維框架，拚盡全力想贏得賽局卻贏錯局，並太慢察覺整體生態系已悄然轉變。我認為，企業在面臨生態體系快速變化之際，必須即刻研究當下產業的價值結構，必要時重新定義品牌價值與服務對象。

圖／柯達固守成功框架，在科技洪流下黯然退場。Pexels by Nguyen-Huy

Toyota轉型定義為「交通移動公司」，決心邁向2030純電發展
豐田汽車(Toyota)曾被視為當今世界最敢質疑電動車發展的車廠。然而數據顯示，2022年電動車占全球汽車銷量已達12％，純電車比前年同期增長80％，而汽油車銷量則是下降4％。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NEF）表示，電動車正在成為行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前社長豐田章男曾指出，汽車產業「沉默的大多數」認為，電動車並不是唯一出路。順著如此思路，豐田決定讓企業進行多元化的研發，包括氫能車、油電車、燃油車及純電池車等，最終導致純電轉型過慢，至今只推出過一款純電動車。當歐洲議會通過2035年禁售燃油車的法案，無疑是重磅一擊，Toyota面臨到企業經營的存亡之戰，社長也因而交棒下台。

前社長豐田終於意識到，自己的極限就是無法讓Toyota脫離一間汽油車廠的範圍，因此佐藤新社長上任後的首要任務就是將Toyota擺脫汽車本業的框架，轉型為專注於「移動性」（mobility）為概念的公司，並預計2030年全力發展為純電品牌。

圖／豐田章男（右）宣布交棒給佐藤恆治（左），Toyota淨零轉型的企業責任勢必重新檢討。遠見資料照片

淨零轉型之下，企業必須重新定義服務的對象
綜觀柯達與Toyota案例，我們看見，企業面臨時代浪潮的推進時，領導者突破框架的創新思惟至為重要。在產業價值生態系結構的轉變下，開始思考：什麼才是你產業的顧客價值？你必須為他們提供什麼樣的服務？甚者，需要全盤重新定義。

當一隻海龜誤吸入一根吸管，即可讓塑膠吸管產業一夕間消失，而全球汽油車也因為氣候變遷影響自然生態與人類社會，正在宣告必須走入歷史。可見，產品的消失並非是使用者不喜歡，而是客戶定義正在擴大至環境。企業進行生產製造，不再只需要滿足消費者，還必須同時衡量是否影響大自然的永續生存，以達成當今ESG企業必備的永續經營標準。

經濟學人論壇宣告GEP產業時代的來臨
沒有一家企業希望自己變成下一個柯達。綠色永續時代的來臨，意味著企業必須儘速轉型為GEP企業。我於上個月受邀前往新加坡參與經濟學人永續論壇，身為台灣唯一受邀的中小企業代表，與世界最大飛機製造商波音Boeing公司以及最大跨國陸路交通公司之一的ComfortDelGro同台演講，我們熱烈討論著，企業如何因應氣候風險的調適與減緩策略，並依此提出綠色轉型的解決方案。

圖／歐萊德創辦人葛望平受邀參加，於新加坡舉辦的經濟學人永續論壇。歐萊德提供

我極力呼籲，國家必須重視GEP （Gross Ecosystem Product）生態系統生產總值，以彌補GDP無法反應自然資源消耗與生態環境破壞的成本。如果國家GDP的產業總值多數來自石化產業的汽油車，即便整體生產總值再高，相較於一個GEP規模較小的生態系統產品總值，例如綠能、電動車，以目前要求淨零轉型的發展趨勢下，後者爆發的經濟實力必定大幅超過前者。
當今已是氣候緊急時代，企業無法再閃避，必須積極去因應與調適。在生產過程中，珍惜自然生態，減少對環境資源的消耗，將此視為企業的生存力、甚至從中去找出你跳躍的機會與競爭力。

作者｜葛望平｜歐萊德創辦人暨董事長暨執行長

原文出處｜遠見華人精英論壇